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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盛振华演讲实录：
我比较擅长讲别人的故事，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其实会有一些神秘感，因为历史和未来是伟大的编剧。
现在回顾中国本土的科学类、人文类纪录片，真正发轫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那时候是一个奋进与焦虑并存的10年。那是互联网1.0的时代，中国人开始有了更多的渠道与国际、世界交流，不仅是倾听也可以发声，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在多渠道、多相度的沟通和交流中，我们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是纪录片最大的收看人群，或者是最大的市场。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国家地理、Discovery、BBC、History Channel等很多纪录片机构的影片、作品都以译制片的形式进入到了中国。在那第一个10年，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纪录片作品，实际上是译制片作品，这就是我们的焦虑所在。
作为中国的纪录片人，我们既有责任和国际接轨，掌握国际通用的语境，我们也有责任用国际通行的影像和语态制作中国本土的内容向世界发声，所以我说第一个10年是奋起和焦虑并存的时代。
我们发起了一系列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纪录片实验，可能《探索 发现》就是这一系列伟大的纪录片实验中之一，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那时候我们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不光是题材方面。比如第一部中国的动画纪录片、第一部中国的纪录剧情片、第一部中国的跨越地理国界的大型电视行动、科学事件直播等等，这都是之前所没有看到过的。
我举一个范例，我们做过一个《北洋水师》，是历史题材。那时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纪录片形态，检讨在晚清史和军事史上莫大的一个的悲剧。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著名公案，就是北洋舰队司令——水师提督丁汝昌，他是骑兵出身的将领。在互联网1.0时代，很多网文作者诟病他，说他是个骑兵将领，在大东沟海战中，中国海军一开始排出的“楔形阵形”无疑是骑兵阵形，这是一个不懂海军战术的骑兵将领的妄为。
我们不信，当时我们和为数很少愿意和我们合作的研究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研究的触角甚至到了日本，我们拿到了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照片、影像、资料、数据，试图解开这个公案。
1894年9月17日，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在那个世纪最大的一次蒸汽机海战。早上，丁汝昌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日本舰队以一字纵队的方式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迅速把他的舰队变成了双横队。
什么叫做双横队？这是早期的纪录片资料，可能清晰度会有些问题。10艘军舰排成了5队，每队两艘队，前后各一艘，每一组都是一组姊妹舰。比如说排在最中间的就是定远舰、镇远舰；旁边依次有来远舰、经远舰、致远舰、靖远舰；最右边的也就是最弱的——超勇舰、扬威舰，是当时的木壳军舰。
为什么要用双横队呢？因为中国人已经有10年没有购舰了，那时候只有主炮的口径和威力，能够与日本联合舰相匹敌。我们的侧舷，舷侧的火力是没有办法和日军匹敌的，所以那时候摆出双横队，就是要用最大的射击扇面，用最强的火炮对抗对面的敌人。这就是今天的海战史专家来讲，也没有诟病这种阵形。
在攻击阵型与日军接近中，变成了楔形队形，一个尖冒出来了。这恰恰是很多网文作者，甚至一些网络暴力分子去诟病丁汝昌先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为什么他会排出这种无知的阵形？
从中间解读出来的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是那支海军的悲壮。前面说过，中国北洋舰队已经有10年没有购买军舰了，那时候军舰已经进入一个老化期，尤其在进入近代装甲舰的时代。
把最强的主力舰排在了最中间，把弱舰排了两边，那么舰队在以双横队往前行驶的时候，恰恰是中间的马力最强，冲到了最前，两侧马力最弱，落在了后面，变成了一个楔形阵型。
那时候中国的马力不如别人、吨位不如别人、火力不如别人、机动性不如别人，但是战术观念并没有比别人落后。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的史学者、战争史学者也对这点表示认同。
这是一个悲哀，也是一个悲壮。我们以丁汝昌的视角，让大家看到了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丝余晖。
但是从战术学的角度来讲，恰恰是这个楔形队形，一下子冲开了日本人的舰队，展开了一个包围。所以在第一阶段，北洋舰队是占据了一个相对上风的位置，当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战术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丁汝昌先生当时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真相探索在那时候只能到此为止，但是我们给观众奉献了一个更接近于真实性的史实，这就是我们的荣幸。
历史和未来都隐藏着关于真实的戏码，如果我们要想不断接触这些真实的戏码，我们就要不断地解码。而解码的过程，就是满足观众、公众好奇心的过程，也是我们在创作中最富有挑战性和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任何一部历史类或者科技类的纪录片，如果想要更好地去完成它，都需要一个团队努力。不光要有影视工作者、科技传播工作者、科普工作者，还要有科技专家，需要很多人去共同努力。
可是那时候学界对大众传播领域还比较陌生，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专家愿意和我们协力同行。所以在此我要纪念一个人——“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
2003年，国际上有一个说法叫“火星冒险之年”。在那一年，我们和美国的NASA TV、国家地理，一起合作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小时直播行动，叫《嘿 火星》，是“勇气号”登陆火星的大型直播，这也是中国那时候比较大的一次科技事件直播。对国际电视史来讲，也是电视信号传输距离最远的一次直播，有一亿两千多万公里。
我们从确立项目到直播只有30天的时间，可是我们找专家、顾问、嘉宾就用了20天的时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既熟悉航天器又熟悉机器人，既了解火星大气又熟悉火星地质，熟悉天体物理又熟悉宇宙生命起源，这样交叉学科的专家太难找了。比较荣幸地是在这20天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南先生，还有其他三位嘉宾。
那是火星大塞车的一年，有三个国家7颗航天器在轨，进入了火星轨道。就在我们的直播马上要开始的大概前20天，日本的“希望号”、欧空局与英国合作的“小猎犬2号”全部失事。“希望号”是远离了近火星轨道，飘向了太阳。“小猎犬2号”虽然降落了，但是联系中断、音信全无。
当时美国NASA非常谨慎，我们没有拿到关于“勇气号”降落火星整个过程的时间表，只有一个理论时间表，但是理论时间表里没有包括技术预案。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机器人，把它封在登陆舱，外面裹上气囊，登陆火星。机器人经历了4亿多公里孤独的旅行后，危险仍然没有结束，反而就在眼前。有危险的6分钟，有致命的6秒钟。怎么能够保证它能够成功地降落到地面？NASA不能够保证，那我们的直播也不能够完成。
时候南仁东先生出现了，我现在还记得他穿了一件非常洋气的花格衬衫，这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他当时劝我们说，任何一次科学探险事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像“勇气号”降落火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完全一样的。
一个孤独的旅者经过4亿多公里到达了火星上空，要进入火星大气层的时候，哪怕是降落了以后，它要经历强电磁的辐射环境，还有可能经历沙尘暴，要经历陨石、流星。随便任何一种元素，都可以致它于死地。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推演出NASA准备根据每一个阶段有可能出现的变故而产生的技术预案，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根据他们有可能采用的技术预案，制定我们自己的直播方案。所以我们和这位可爱的小老头一起，高强度地工作了5天，一起吃方便面，一起熬夜。
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当时有一个术语，研究天文或者研究宇航学都知道——再入，就是飞行器再入大气层，一般是指从地球打出去的飞船再回到地球。有一天我们提到“再入”，他突然说：“不是再入，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虽然它只是个机器人，但是我们完全赋予它一种人性，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直播是非常成功的，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科技事件直播。
所有的科学探险都需要勇气，而勇气的孪生兄弟叫机遇。在“勇气号”成功地登陆9分钟以后，发回来一段200字节的数据包。经过强解压后，我们和全球的公众一起看到了一个360度的全景照片，而且彩色的。
所以我到现在想起南先生，心里还是非常激动。这个可爱的小老头和很多科学家不一样，因为他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做科普的事情。他有三句话，在很多次演讲的时候，他都会放在演讲的开篇。这三句话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孤独吗？
其实我在探索发现的10年，包括现在也在做一些纪录片项目，我都在践行和探索这三句话背后的奥秘，都在接近这三句话背后的真相。
其实科学家、科技传播工作者、影视工作者，甚至也包括科幻作家，必须在一起努力才能呈现出一个既是我们想知道的，又可能是我们所未知的世界。
幻想、求真、证伪，我认为这三样只是人类接近真相的工具，而不是互相排斥。但是好像经常有一种说法：科学家和科幻作家总是合不来。我们就想，能不能开一下脑洞，做一个结合科学探索和科幻创作的一个新的科幻类纪录片呢？
这个纪录片被实验了6季，叫《秘境追踪》。这一季是我们和Discovery、新西兰自然历史合作的，一部探讨是否有地外文明，以及人类能否用自己的力量，比如实现曲速飞行的系列纪录片。它有29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季播节目，是论季播出的。
尤其不一样的是，它可能是中国第一次让科幻作家和科学家同框演出。包括《三体》的作者刘慈欣，那时候《三体》正在出第二部，包括王晋康、韩松、星河，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科幻作家，还有江晓原、王渝生等研究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的这些专家同框。
大家从不适应慢慢走向了适应，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其实面向一个完全未知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既要有求真和证伪，也要去想象、开脑洞。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一部相对年轻态的纪录片，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就像FAST，最终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让我们看到霍金的预言、费米悖论、包括《三体》丛林理论是否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纪录片、科幻作家、科学家，我们的使命是共同的。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剥离出隐藏在历史和未来中的真相，不断地接近真相背后所编织的密码。解决这三个经典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孤独吗？谢谢大家！
